林白一直在矛盾和摇摆之间写作新葡萄京网址:,对林多米的叙述只有退回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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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一直在矛盾和摇摆之间写作新葡萄京网址:,对林多米的叙述只有退回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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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良的生活史贯穿了“十七年”、80年代和90年代,这个守旧、忠实而博学的读书人虽然无法融入今天的生活,却极其深刻地折射出时代的巨变。反过来,女性视角反思中的道良形象又从独特的角度检讨了女性小说所走过的道路。如林白在《北去来辞》“后记”中所说:“我竭尽所能,要让海虹突破她与现实的疏离感,同时希望自己也能找到与世界的真切联系,若非如此,人的存在怎能够真确?我越来越意识到,一个人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必与他者、与世界共存。”在小说里,这个“他者”就是道良,是道良帮助小说人物、作者与读者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我们与世界的关系。

原标题:人物 | 林白:女作家肯定会冲破自怜

我出生在乡村,成长在小县城——中国的城乡结合部。童年有一大半的时间在野地里疯玩,是无人过问的野丫头,在树林、废墟、田地留下一生都不会磨灭的好日子,随时把自己想象成流浪儿、吟哦的诗人、风中的骑士……但诗意随着童年的结束而结束,挫折感如约而至。第一次的挫折,来自家族聚会,我说一个堂兄吃饭“狼吞虎咽”,大家哄笑,我涨红了脸。在那个年代的小乡村,小孩说书面语是件挺可笑的事。后来这个典故,和我常常冒出的“惊人之语”被编成段子,在亲戚聚会时常被拿出,博人一乐。如今想想,大家只是喜欢嬉笑,他们也取笑别人。但我觉察到人群中的恶意,它凉飕飕,贴地而来,像一条黑色长蛇,昂着头,在人群之中寻找弱者,伺机咬上一口。如果迟钝,也许觉察不出这种苦痛,能够坦然接受,并迅速模仿,用同样的方式进行反击,从而赢得自己人生课堂的第一个满分。但我学不来,我口干舌燥,宁肯选择沉默。这样的退让,要等我成年后,才明白这意味着自逐边缘,意味着在学校,在职场,在我人生的所有主战场,我将选择做一名被动的旁观者。

——评林白的《说吧,房间》陈晓明一如既往地写作、倾诉,顽强地表达内心生活,这就是林白。尽管人们一度对这个略显弱小的女性表示了质疑,但面对着她的写作,她那些独特的文字,人们还是难以偏离公正太远。继长篇《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之后,林白最近又发表了长篇小说《说吧,房间》(《花城》1997年第3期)。这部小说再一次呈现了女性现实,并且是如此彻底不留余地表达了女性对生活现实的激进的感受。在当今的小说中,关于女性的生活现实,在大多数情形下,女性依然是按照两种传统类型来塑造的。她们要么是贞女烈妇,要么是荡妇妖女。事实上,这是男性的白日梦和欲望化目光生产的对象。在时下关于城市生活现实的小说叙事中,男性的欲望化目光统治了小说的叙述视点,女性看上去像是这个妖娆绚丽的商业社会和权力事务封地四处开放的罂粟花,它们芳香四溢足以使任何阅读者进入白日梦的温柔之乡。在另一些关于女性自怨自艾的叙事中,女性的生活又限定在一些狭小心理空间,精致、尖利但虚无缥缈(就这点而言,林白也在一定程度上与之不无牵连)。但这一次,《说吧,房间》相当全面地呈现了女性生存被挤压的现实,女性的境遇,她们无望的超越幻想,这些都被相当有力地以偏执的女性视点给予重新书写。这部小说的名字显得非常奇特:《说吧,房间》。“说吧”,谁说?是“房间”吗?“房间”能说吗?又是“谁”在怂恿“房间”诉说呢?“房间”既是拟人化的修辞,又是一种象征。很显然,“房间”看上去像是叙述人的自我比拟,而“说吧”,一种来自外部的怂恿、鼓励,使得“房间”的倾诉像是一次被迫的陈情,“说吧,房间”,你有那么多的压抑,那么多的不平和不幸。“说吧”,是一次吁请,一次暗示和抚慰。“房间”作为叙述主体,一种物质的生活象征,一种把精神性的主体转化为物质存在的尝试,使得这个叙述主体具有超乎寻常的存在的倔强性。房间又是女性的象征,一种关于女性子宫的隐喻——一种绝对的、女性本源的存在。因而,“房间”的倾诉,又是女性的绝对本我的自言自语。“房间”可能是林白最乐于选择的自我象喻,“房间”作为一种空间的存在物,它的本质在于与世隔绝,它的内在性就在于它的封闭性。房间本质上是孤独的、沉默的,特别是那些简陋的、狭小或贫困的房间,它们以孤零零的存在选择它们的本质。像林白所有的其他故事一样,这篇小说的故事也是围绕主人公被社会排斥、拒绝以及主人公退回个人的内心生活来展开的,而房间则是这种内心生活展开的理想空间。但林白的小说叙事并不仅仅是单一的内心独白,她的显著特点在于,她总是能把内心生活与变动现实构成一种对话情境。林白在叙事上采用的策略就在于,她把自传式的叙述人与一个任意在外部世界漂流的女性形象结合在一起,这使得她的小说叙事在自我*9蛐她者之间,构成一种不断转换的双重结构。在讨论这篇小说的时候,无须去重述它的故事,故事也许非常单纯,一个弱小的女性被单位优化组合下来,四处谋职而心灰意冷。与之相对的故事是另一个关于女性不断到外部世界闯荡的故事。但她们共同的遭遇则是无力面对变动的现实社会,正像隔绝于世的房间,除了怂恿房间:“说吧”,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抚慰呢?林白的叙述人总是先验地被社会排斥,她们被社会伤害,担心再被伤害,而企图远离社会。她们也念念不忘社会加给她们的伤害,乐于去咀嚼、回味或者夸大这种伤害。这种伤害构成了她们逃避、不满和拒绝社会的借口,这使她们顾影自怜变得名正言顺,顺理成章。被解聘的林多米站在单位的院子里,“感到阳光无比炫目,光芒携带着那种我以前没有感到过的重量整个压下来,整个院子都布满了这种异样的阳光……”受到排斥的林多米只有从社会中退却,回到她的“房间”——一个坐落在“赤尾村”的居所。这是林白自传体的叙述人最适合的生存境遇,她的叙述从这里出发,开始了内心生活的不断呈现。当然,我们说退回房间的叙述,不仅仅是小说叙事指涉的物理“空间”,在很大程度上,它更主要的是指个人的内心体验。退回“房间”的叙述人给我们呈现了封闭的女性的生活,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生存空间,狭小、混乱不堪,里面住着两个不走运的女人,一个失去了工作,另一个可能从来就没有正经的工作,经历过失恋之后再承受病痛的折磨。解聘、人流、离婚、上环,等等,与炒米粉、猪油和青蒜,以及杂乱的梳子、美容霜、胸罩和三角短裤等等,构成了房间内的基本内容。但事实上,关于房间内的叙事并不多,这里面很生动地写到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这是典型的女权主义者的视点,在遭受男性社会排斥之后,只有女性才能相依为命。但这也不是“房间”倾诉的主导内容。重要的是房间内有两位落魄的女人,现在,叙述人从自我的内心体验,观看到另一个女人,通过对她的观看,去观看女人在外部世界的命运。实际上,叙述人林多米与南红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个背面,她们不断地经历着分离、交叉、重叠与置换的变异。她们从内心体验,从现实与幻想的二极状态,来表现女性无望超越的现实境遇。被解聘的林多米回顾自己的生活历史,特别是回顾婚后的生活,平庸、嘈杂、机械而呆板,被一大堆粗陋单调的物质生活所填满。林多米有过短暂的一个人生活的自由时光,那时林多米迷恋上写作,这使她逃避社会及其可怕的关系网络。在80年代那些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岁月,林多米却把那些美好的时光丢到废纸篓里,她热衷于写作。这是她逃避社会躲闪社会关系的最好的方式。写作是什么?就是纯粹的个人幻想,个人白日梦,当这种写作毫无希望被社会承认,或者毫无可能被社会理解时,它就是不折不扣的个人幻想。林多米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示出对书写的迷恋,她的职业当然与之相关,但更重要的这是她的自我体验的根本方式,书写和阅读使她回到自我的精神领地。但林多米的生活迅速被异化。这个迷恋写作的人,自从建立家庭之后,她的生活就立即世俗化了。“家庭”,这个在传统小说中作为温馨的避风港湾的处所,在林白的叙事中主要是以牢笼的形式出现。而在《说吧,房间》里,对家的厌倦被更加充分地强调:“现在当我想到婚后几年的忙乱生活时,我的眼前就会出现一幅高密度的无限重叠的图景,我看到无限多的锅碗瓢盆、案板水龙头、面条鸡蛋西红柿、衣服床单洗衣机以及更多的别的什么重叠在一起,它们毫无规则密不透风地堆积,就像一件刻意反艺术过于前卫的装置作品,又像一幅以这片堆积为素材的前卫油画,它的构图跟装置作品完全一样……”当然,这是一堆毫无审美价值的灰色图案,直到多年后,林多米回想起来还感到窒息。林多米的生存——按照林多米的自我感觉——就如同皮影一样平扁没有重量,没有真实的生命。在单位那个迷宫一般的建筑物里,林多米像一只忙碌的蚂蚁,又像一只虫子一样跳来跳去。林多米的婚姻生活同样平淡乏味,只有在周末的时候,闵文起神情暧昧地拿出一盒毛片,按照男性欲望进行的性爱活动无疑总是以失败告终。林多米经历着女人的生活的各个阶段,说不上特别不幸,它们虽然有些困苦艰难,但这里面并没有大灾大难,只是平淡无奇的现实,普通的中国女人曾经和正在经历着的了无生气的现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并没有什么不可忍受的,也许人们还可自得其乐。然而,艺术正是在人们麻木不仁的地方,打开一扇窗户,告诉人们真相。不过林白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恰恰相反,她可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存在主义者。萨特式的人选择自我的自由本质那种幻想在这里被击得粉碎。人是被任意选择的,特别是在一个男权强权的社会里,女性被注定了被选择。在另一方面,林白的叙事还是对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的反动,存在没有敞开性,存在被塞满就是被塞满。海德格尔从凡·高画的农夫的破旧的鞋的洞口的开启中,看到存在的开启性,从那里洞悉到生存倔强的永恒。然而,在林白的叙事中,超越不过是彻底失败的华丽的替代品。就像南红对林多米的超越一样,超越性的南红终究走向穷途末路。而她的那些回到内心生活的书写,与其说是存在自身的敞开性,不如说是对紧闭的存在之门的无止境的叩问。与胆怯、封闭、现实甚至有些墨守成规的林多米截然不同,南红是个别出心裁的女子,沉迷于幻想,不切实际,追赶时髦,喜欢挑战。按照叙述人的理解:“纯洁与放纵、轻信与执拗、冷漠与激情,这些不谐调的因素像她的衣服一样古怪地纠缠在一起……”对于她来说,改变生活现存的形式就是超越的胜利。奇装异服,胡作非为的生日Party,惊呼,夸张的热情,露骨的个性表达,收集照片,写诗等等,这些都构成了韦南红的生存超越意向。她甚至在大学时代就想入非非要去南非。她在大学毕业后轻易就丢掉铁饭碗,只身闯荡南方沿海开放城市,进入推销伪劣假冒项链、宝石戒指的行业。这个年轻女人在南方突然发达的城市里充满了对超越现实的幻想,在数名男人之间周旋。总之这是一个寻求冒险与刺激的女人。南红的故事是一个关于女人幻想的故事,也是关于幻想的女人的故事。结果如何呢?多年之后,她来到北京与林多米重逢,尽管她风格依然,但口头禅却是两句话:“真的是很坎坷”,“好沧桑呵”。在赤尾村那个杂乱的房间里,韦南红头上的虱子已经遮蔽了昔日额头上的光圈,只有弄巧成拙的秃头还可见当年奇装异服的风采。韦南红与林多米殊途同归,她们最后的遭际表明了女性无可超越的生存困境。在小说叙事上,可以看出林白力图在运用双重结构去表现两个女性不同的性格和选择,以及由此反射出的女性内在生活的复杂性。如果把自传体式的叙述人林多米理解为“实在的”的角色的话,那么,可以把南红理解为一个幻想的符号。当林多米从单位回到赤尾村,走进这个混乱不堪的房间时,她除了对自己现在的命运——现实的存在加以思索,她观看到另一个女人与她共命运,这个女人出现在这个房间里的另一侧。从总体而言,南红是林多米的反面。那个退回到内心生活深处的女性相对的在外面世界游荡的不安分的女性,二者的拼合,使得林白的小说叙事具有双重视点:回到内心与观看外部世界的双重线索。对林多米的叙述只有退回房间,退回内心,而对后者的叙述则构成外部世界光怪陆离的图景。因此,在内心*9蛐社会,排斥*9蛐退避,自我*9蛐他者,独白*9蛐叙述等等双重关联构成的叙事结构,使得林白的叙事具有一种持续的张力。就某些具体叙事环节而言,南红走向社会遭遇的各种经历与林多米不断地退回内心生活构成一种对比关系。南红可以理解为林多米的另一个自我,一个对现实的林多米超越的幻想的自我。通过南红的生活轨迹,小说叙事引入了现实,引入了女人进入外部社会现实的种种方式。两种类型的女人表现出女人生活根本不同的侧面,但是叙述上,幻想与现实不仅仅是在两个女人之间呈两极形式分化,同时在叙述中互为支撑点相互置换。幻想式的南红走向现实社会,走向实际物质生活实践,推销伪劣产品,寻找成就感,追逐金钱,随时与男人寻欢作乐。而现实的林多米则不断在对自我的体验中走进幻想的天地。在南红热烈地投身社会的同时,林多米却在平静地写作。这使林白的叙述,从外部现实及时转到内心生活,这些自我孤寂生活的体验和表现,构成小说中纯净而有内在性的一面,而林白不时从这里阐发的一些形而上感觉,对那些外部社会现实生活实践是一种有力的补充,关于这种双重结构,内与外的置换,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小说叙述学的问题,篇幅所限这里难以展开详尽的讨论,简要地说,这种叙事方法构成了这部小说对女性内心生活领悟,同时也从这里可见林白极有个性的叙事特征。总而言之,不管是林多米被动地接受一切现实,还是竭尽全力寻求超越幻想的韦南红,她们的结果都不过证明女人超越现实的失败。女人承受着太多的社会压力,她们依靠个人的独立性难于在社会找到恰当的立足点,而社会对那些弱小的女性经常是漠然视之。在社会大转型的时代,女性未必不能抓住机会获得成功,但更多的处于弱势的女性却迷失了方向,失去了保障。林白《说吧,房间》触及到下岗妇女的问题,她显然没有从现实关切这一角度去表现这一中国90年代末面临的巨大的社会主题,而是在更为普遍的女性生存现实这一问题去表达她的批判态度。她的揭露是有力的,解聘、离异、单身以及经济的困窘和孤立无助,这些处于弱势的妇女的生存经验,在这里得到一次最为彻底的表现。新时期的中国小说表现妇女命运的可谓多矣,从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表现女性的人性愿望为始,女性主题在思想解放的进程中有了非常强劲的变化发展。但从总体上来说,女性主题依然是依附于男性关切的视点。张辛欣和残雪率先表达了男女对立的主题。这使当代中国女性主义话语可能形成。90年代的女性主义写作,主要是局限于女性内省意识和内心生活的表达,在处理她们与社会的连接关系方面,还少有小说做出有效探索。《说吧,房间》虽然带着林白一如既往的那种风格和表现倾向,把女性的生活首先限定在女性狭窄的天地里,但她依然通过双重的叙事结构找到女性与社会的冲突关节。从女性的纯粹自我意识,到女性之间姐妹情谊,女性受到社会的挤压,女性的生存感受到女性固有的母爱,以及相当偏激的女性对男性的态度等等,可以看出《说吧,房间》对女性生活进行的彻底改写。女性生存的现实,她们的内心感受和幻想,不再是按照男性的欲望来塑造和评价的,而是女性现实境遇的直接倾诉。尽管林白的叙述带有相当强的主观色彩,她的自传体式的叙述总是融入了相当强烈的个人体验,它们虽然不太注重表现现实的实际过程,但女性主义话语在这里相当有力地给现实重新编目。也许林白多少有些过于固执女性主义立场,她把女性受压迫的直接压力归咎于她们周边的男性,这些男性没有一个值得依赖的。林白在构造女性被挤压的现实时,同时漫画般地抨击了男性社会。阴险、怯懦、唯利是图、功利实用、不敢承担责任等等……林多米不仅在精神上抵制男性,在肉体上也抗拒男性,丈夫的身体对于她来说不过是一种异己的东西,被厌恶的重量。而南红随意坠入情网,那些短暂的浪漫和快乐与无穷的肉体痛楚相比较,显得微不足道。当然,我们没有理由指责林白过于夸大男性拙劣,但在男女对立这一意义上,林白试图表现的女性主义意识显得比较单薄。应该看到社会历史背后更强大的权力结构,男性无疑是男权社会的同谋,但男权社会本身对男性也构成压迫。小说当然不可能进入理性的阐述和过多的议论,但可以通过更为复杂的社会关系的表现,去揭示男权制度化体系的内在症结。从比较直接表面的男女对立,进入更加复杂的历史地形图的表现。当然,这有相当的难度。1997年11月30日于北京望京斋《南方文坛》总62期

   斯蒂芬金的小说不仅充满道德上风险,还充满了道德上的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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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女性语境的作者,比如张爱玲、亦舒,她们的读者,基本也是女人。最好的作家,当然是男女脑并用,两种语境并行的,如曹雪芹,既能垫高脚跟谈社稷治国,又能写贾府吃喝拉撒和睡,还能戏谑一个贫寒老太太的“打秋风”,也不忘用工笔描摹一颗“女儿心”的百转千回,视角伸缩自如,毫无忽远忽近的炫目感。

 
 在警察局,年过半百的多萝丝对着来调查她的警员和桌子上的录音机,开始讲述自己的一生,以及与雇主维拉的微妙关系。

《一个人的战争》让读者记住了林白这个以急切、自我的笔触揭示女性心灵矛盾的女性作家,她在后来的《枕黄记》《妇女闲聊录》中绕了一圈,最终还是回到了“女性视角”的轨道上。这部颇受关注的长篇小说《北去来辞》,把《一个人的战争》和《妇女闲聊录》的故事“整合”在一起,逼人心灵的叙述强度或许减弱,但对人的宽容与谅解却慢慢凸显,从《一个人的战争》开始就予以关切的人性问题,被提炼得更加内敛,引人深思。

“当代女性就是要有很飞扬的生命状态。为什么老要写控诉、压抑的东西呢?”林白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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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往今来,古今中外,以女性为主角,甚至通过女性的视角进行叙述的小说,不胜其繁。而通篇都采用女性自述,中间没有任何其他的叙述者,这样的作品不多。除了一些女性作家以自己的经历为主要内容写作的作品,这种完全和作家自身的经历毫不相干,敢于如此大胆的转换角色,采用第一人称自述,而且写的如此惟妙惟肖、完美无瑕,实在令人骇然!绝非一般作家能够相比。而我感觉斯蒂芬金写这部作品,还是一气呵成,就像作品中自我讲述的多萝丝老太太,一直在警局讲述她的经历一样。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林白在这一过程中插入了年迈的道良每天辛苦接送女儿上学以及海虹在长途火车卧铺车厢恍惚遇见出走的道良等细节。如果说在《一个人的战争》中,多米对丈夫只有埋怨憎恨,《北去来辞》则令人惊异地出现了原谅的声音。这与其说是海虹心理的某种成熟,还不如说是林白作为一个女性作家的发展,是最近几年女性小说日渐显露更为丰富复杂的叙述层次的结果。小说最为动人的部分,是海虹在火车上遇见道良后,突然发现道良在她心中已经超越了夫妇两性的层次,变成一个离散的亲人,这促使她下定决心,用离婚不离家的古老生活方式,与年迈的道良和青春叛逆的女儿一起,共同抵御充满未知的90年代——这才是《北去来辞》真正的意义。

在一篇关于林白的著名论文中,学者程光炜形容林白“为多米和海红几乎花费了半生的岁月”——那是她的小说人物。程光炜认为林白小说的自我重复率很高,“这里面一定有某种她无法舍弃的东西,某个她不能忘却的问题,但这里头有幸运,有命运,有其他。”

这样的选择,也注定了我对宏伟叙事从来提不起兴趣,我关注的永远是人,一个个弱小的人,卑微的人。在我看来,所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在完成一场战争:一个人的战争。只不过林白这部小说,因为书写的是一个女性灵魂和肉体的撕吼,从而被贴上了“女性叙事”的标签。

 
 小说的背景是二十世纪美国的20年代左右,在那个时代,美国对妇女遭受的家暴、性侵、婚姻背叛、强奸等,不但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就连相关的法律也非常的不完善。许多妇女在遭受类似的不公正待遇后,除了让自己成为受害者,竟别无他法。女人想要保护自己,只有依靠自己。

  这尤其体现在作品借助主人公海虹的视角所观察到的道良这一人物形象上。上世纪90年代,当商品经济浪潮滚滚而来的时候,道良却躲在小小的书房里摆弄古董,习字冥思。这位50年代的大学生被隔绝在世风日变的历史之外。海虹虽然并不接受商品经济的实用哲学,但她更不能接受丈夫道良以陈腐的方式把自己隔绝于历史之外。社会与家庭的双重压力,迫使海虹像《一个人的战争》中的多米那样选择离家出走。

成名作《一个人的战争》,给林白带来了更大的麻烦。

这个女人的面容,是典型的广西女子的面容,有着深邃的眼窝,蜜蜡般的肤色。广西地处南疆,它的炎热,它的苍翠田野,碧绿深海和喧嚣街市,赋予这个女子某种特质,类似天蝎座的特质,外表冷若冰霜,内在狂热不羁,让人捉摸不透。

                      作者:奥拉

林白自幼对外界充满恐惧,“跟这个世界没有通道,无法交流”。她在幼儿园不参加集体游戏,喜欢在林子里哼唱自编的歌曲。她长大成人后也是这样,唯独在写作中“好像很愿意敞开自己”。

为此,我为这个女子,为眼前这张枯索的脸感到哀恸。

 
 在小说中,薇拉不是作品中的主要角色,小说的主线是多萝丝一生坎坷的经历。但是,透过多萝丝的叙述,处处都有薇拉的影子,以至于薇拉无处不在。

林白的小说叙事鲜明,往往引来误会,还有读者来信示好。一个女孩声言要去单位见她,周末她特意等在办公室;女孩终究没有出现,林白现在仍记得她的笔名。另一个女孩爱踢足球,某个场合见到林白,一路跟随她到地铁站里,“用那种爱的眼神来看我”。

看她的随笔,看她那些九十年代的照片,早已荒寂的颜色。世俗生活里,她似乎一直占不了主动位置。当年的成名,给她带来的是失业的挫败。《一个人的战争》出版了,她却失业了,离开京城那家文化媒体,她居家写作。后来的一次,她去求职,无果而返,挫折感压得她透不过气来。她避开人群,不乘电梯,摸黑走楼梯,一走竟走了十九层楼。回到街面,她写寒风中的草木,仿佛一群哑巴,怒目苍天。我看到这里,心上,如石碾子一样重重轧过去,伤筋折骨。

 
 斯蒂芬金在美国可谓家喻户晓,即使在大学,也都开设有关他的小说研究课程。

1958年1月,林白出生于广西北流。父亲在她三岁时过世,母亲是妇幼保健站的医生,经常出差。保健站后阁楼堆放着宣传计划生育用的男女生殖器模型,上面有细小的骨骼和血管,肢体七零八落。林白常独自住在这栋诡异的建筑中,必须在下午五点半前回房间爬上床,否则“天黑的时候更可怕,没有人的时候,你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

说实话,一个时代的疾呼者,他们喊的大口号,我常常一句也记不得。但这个瘦弱女子,我记得她的《妇女闲聊录》、《万物花开》。

 
由斯蒂芬金小说改编的电影、电视获得无数大奖,斯蒂芬金一个人给世界创造了整整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可以流连忘返、浩瀚无边的去探险发掘。也许这就是斯蒂芬金自己的梦想吧——创作一个浩瀚无际连接宇宙的世界。而我们不过生活在大师创造的一个世界里,而这也给我们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和挖掘不尽的宝藏。

二十多年过去,争议带来的伤害早已烟消云散。但当时林白刚从《中国文化报》下岗,自认遭到边缘化,她非常忧虑,怕口诛笔伐阻碍作品出版,自己和几岁大的女儿“快没有饭吃了”。

女性叙事?这个字眼有些刺痛我的眼睛。确实,女性生活的狭隘,有可能僵滞了女性的思维半径。作为一个女人,我本能地对生活化,贴己,低矮琐碎的事物有兴趣。这种男女语境的对峙,随处可见——酒桌上,饭局里,男人一坐下就谈政治,谈赚钱,谈工作,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而女人呢,围在一起,大多是长短、是非、八卦和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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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白(左)与诗人翟永明的合影,由作家陈村拍摄。1999年或2000年,林白去成都拍摄吕乐导演的电影《小说》。她与同行的阿城、王朔、方方、陈村等作家去翟永明的白夜酒吧,翟永明邀请大家们享用成都名吃兔头。(受访者供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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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们是在许多人都可能面对的困境中没有被命运打倒的女性,她们是不肯被压迫于男权、不肯被苟且于现实的坚强的女性。

后来林白还是发给那个编辑一组诗。四首一组,编辑抽出一首发表,剩下三首她不知道怎么处理。“他使坏,也不是不发,你在别的地方没法发了。我在广西的时候,起码有一年,开会,他谈到了所有写诗的作者,唯一不谈林白薇(注:林白的本名),他就不提我。我自己很压抑。”

如今,在书店里文学杂志架下徘徊,上世纪的热血正一点点冷去,再怎样的用力,都回不去了——那消逝得太过久远的记忆,仿佛置身事外的陌生人,既隔,且阂——作者,读者双双老去。一些崭新的面孔,愈靠近,愈疏远。可能是气场不对了,更可能是文脉不再能引起我的共鸣。

 
 但是在国内,我仍能听到许多人对斯蒂芬金表现出不屑不恭不敬。他们不去读斯蒂芬金的作品,凭着以往的传统的文学观念,与美国开始一些人一样,认为斯蒂芬金的作品不过是普通的取悦读者的畅销书作家而已。他们的浅薄我不想在这里多言,因为那不过是对牛弹琴。想要对斯蒂芬金有一个公正的评价,只有去认真的阅读他的作品。

假如未能借助文学,还有其他出路吗?林白想起一位早逝的女诗人,生前房子被人侵占。“她有这样的想法:一个人骚扰你,你只能嫁给他的上司,你才能在他的权力之上。”对此,林白感到莫大的讽刺。那个试图压制她的编辑,也去世多年了。在作品中,她经常写到爱情关系当中的伤害。而对于曾经认为窄化自己的标签,她有了新思考。

她的《一个人的战争》,让我得以窥见另一个女性的成长史。她如此勇敢而坦荡,文字如绸缎自光阴深处滑过,开合,逶迤,然后打一个漂亮的收梢,慢慢隐远……留下有些怔忪的我,被这些文字所伤,无法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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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到9月,林白的几部作品陆续再版,包括她非常重要的长篇小说《北去来辞》。林白写及的女性命运,多年之后仍然现实。文学评论家王德威曾借林白小说名,评价她“仿佛要为千百同辈女子,写下‘一个人的战争’”。

前阵子有人把我给激怒了。此人蔑视女性视角,文章里动辄就是“女人,缺乏情怀,很少有文章写的好的”之类,他看不起女人的精致纤细,也没有体味的耐心,且仇视情趣,统统视之为小资情调。依我狭隘的视角来看,学术界尤其性别歧视,全是高瞻远瞩,术语林立的男性语境。有一个据说是写文章很好的人,我好奇,特地买来他的书一看,结果大开眼界:犯得着么?写条狗他都能扯上国家大事!

 
 小说的题目《惊鸟》耐人寻味。因为小说内容从头至尾没有一处与鸟有关。读完小说,你一定会一再追问为什么作者将小说题目定为“惊鸟”?在小说中,谁是惊鸟呢?慢慢地,你会自己找出答案,最终你会明白,所有的处在社会边缘,没有安全感的那些人,都处在“惊鸟”的状态,那种受到惊吓,战战兢兢,就连晚上睡觉都不得安宁的随时随地都要提高警惕、充满焦虑和惊惧的小鸟,非常形象地展示了小说中受到暴力欺压,最终不得不为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儿女而反抗,又为自己犯下的罪行提心吊胆的女性形象,她们相互依偎在一起,互相支撑,相依为命,共同埋守着各自的不可告人的犯罪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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